及至此时，由于对娱乐与教化的双重目的偏重的不同，士大夫与市民两大潜在读者阶级对小说创作提出了不同的要求，明末冯梦龙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首次提出“通俗小说”的概念，自此，“纯文学小说”与“通俗小说”有了最初的分野。

一方面，以文人创作为主的纯文学小说，继承先秦志人散文的文质，由志人志怪小说发展为唐传奇，又演化出笔记体小说及文言小说，到了近现代，则表现为以文学研究会、创造社、左翼作家联盟等文学流派为代表的白话小说。

另一方面，以民间作家自由创作为主的通俗小说，则由口传历史、市人小说，逐步演变出说话与话本小说，在近现代白话文本出现后，与一批由于被新文学抢占市场而被迫向俗向下的旧派小说合流，成为通俗文学的主力军。

现代文学三十年，是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出于大众化这一共同需要，产生剧烈碰撞并相互抵触、借鉴的时期。在这一流变中，众多文学现象涌现、文学流派争鸣，通俗文学创作亦步入了一个耀眼的时代，南北方通俗小说由于地域风俗与言语情致的差异，各标风趣，自“南向北赵[③]”始，通俗小说之下，武侠小说、谴责小说、社会小说、言情小说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。

如是三十年代雅俗流变的浪潮中，京海两派所彰显出的情与性、“边城”与“围城”、简单与繁华、现实与感觉的对立，正是南北方小说之现代差异性的直截体现。到了四十年代，“北派四大家”坐拥通俗文坛大半江山，以还珠楼主为首，白羽、郑证因及王度庐四人以武侠精神阐释人道主义，以武侠社会表现现代社会困境，技击武侠的诞生更是模糊了侠义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，侠客成为英雄的代名词，与同一时期修仙问道、劈山断海的瑰丽浪漫的南派武侠形成了鲜明映照。相较于北派小说的“人情”，南派武侠更重“奇情”，在现实与神怪的比重问题上，他们显然找到了不同的平衡点。

总体来说，北方通俗文学在数量与影响上，都领先于南方。当代学者以《品报》为首，对北派武侠小说等进行了考证与拾遗，相较之下，二十一世纪以前，南方通俗小说便显得默默无声。此时虽尚未曾有“南派小说”、“北派小说”之称，但在风格与情致上南北方通俗文学确已具有其各自特异性。

直至二零零七年，徐磊以“南派三叔”为名，创作《盗墓笔记》系列，并于2010年3月成立南派小说堂会，推崇“想象力极限”与“全新的自由写作模式”，以豪情壮志宣称：“从此世上只有两类小说，即为南派小说和除此之外的小说！”[④]至此，南派小说堂会正式取用“南派”之名，“南派小说”这一概念开始自具风骨。以徐磊为核心，起点、天涯、猫扑等中文网为主要创作场地的“南派小说”，以“堂会”为名，以“天涯分舵”、“彩虹堂分舵”、“猫扑分舵”等为自称，武侠文学的韵致扑面而来；加之创立之初在题材上对“盗墓”、“探险”的青睐，“南派小说”从自发到自觉地开始自南方志怪小说、社会小说中汲取养分；随着明星沧月、江南、陆琪等作家的加盟，其题材有了初步开拓，但究其根本，仍属于南方通俗小说的组成部分。本文之后章节中所将要论述的所谓“南派小说”，其定义也正在于此。

自言“开山立堂”的南派小说因其不可忽视的商业性、视野的局限性及网络文学“奇诡有余，细摹不足”之弊病，尚未作为名副其实的文学流派获得广泛承认，且因南派三叔以外作家大多声名不显而显得后劲不足，“独角戏”意味浓重，但作为二十一世纪敢于高呼开堂立派的通俗文学界第一人，南派小说依旧饱受青少年读者青睐。

对此，豪情万丈者有之，不屑一哂者有之，但无可否认的是，十年以来，南派小说确实已在新一代青年人中扎根风行，影响广及出版业、影视业、制造业甚至旅游业，这一代，几无一人不知《盗墓笔记》，不晓南派小说。在全新的信息时代里，南派小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，不足十年，声名已及国际。

暂不论“两类小说”的“狂言妄语”有几分变现的可能，南派小说确以蓬勃朝气向时代宣告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或亦迩矣。[⑤]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