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三)人物典型
自福斯特始,创造极具个性、富于魅力的性格,成为小说人物塑造的首要诉求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典型,他们绝不是这种性格当中的“头一个”,却必然应和着某种时代文化心理,且从某种层面上反应出“时代性格”。
作为本世纪异军突起的一大新兴文学派别,南派小说中的典型(或即将成为典型的)人物自也必然成为新一代青年人性格、心理与文化诉求的映射。在此,本文予以《盗墓笔记》中典型人物为例,对此作出初步阐述。
1、不变的追寻者——吴邪
吴邪是《盗墓笔记》系列的主人公,连接《藏海花》、《沙海》、《十年》、《极海听雷》等故事的线索人物,盗墓世家老九门中三门吴家第三代独子,在父辈无形关照下与地下生意完全间隔,大学毕业后继承家中在杭州西泠印社旁的古董铺吴山居。这种清闲平淡的小市民日子在2003年的冬末被打破,金万堂带来一份战国帛书拓本,吴邪在三叔吴三省楼下与张起灵擦身而过,从此一步步被迫踏入这个圈子的中心。
他所体现出的典型性格,首先是“变化”。
作为一个被蓦然卷入事件中心的平凡人,他单纯、他软弱、他犹豫、他惜命、他敏感、他善良、他有好奇心,这些最为寻常的特质使得他与盘根错杂的地下圈子格格不入,显得怪异可笑。随着故事的发展,三叔失踪,潘子身死,解雨臣被牵制,张起灵离开,他被彻彻底底地剥去所有保护,赤裸地暴露在覆灭九门两代的势力面前。十年时间,他在挣扎中一步步成为他最不希望成为的那类人,他嘴贱、他阴郁、他不畏死、他冷淡、他狠硬、他神经质,在他生命里停留过又离开的所有人,全部幽灵般附着在他的性格之上,这个曾经温润如水的少年,以最决绝的态度开始了严密到可怕的反击——这便是他的“变化”。
这是一种出于环境压制而做出的“被迫改变”,所映射的是新世纪青年人普遍存在的生存状况。他们的上一代或两代大多带有苦痛与创伤的记忆,因而在成长中他们被刻意与“苦难”隔绝,接受完整的教育,习惯众星捧月。然而当上一代的保护者离开,孑然一人突入社会,才能发现所谓人生的面目与十余年来所被教授的截然不同,它丑恶、它可怖、它惊险却也精彩。在这种急剧变化的环境中,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开始改变,他们自吴邪身上看出的,是一种“无可奈何”,吴邪的性格在表层趋向于两个极端,借由第一人称的代入,他们自身的辛酸苦楚被重新咀嚼并放大。
然而这种“不得已”的变化,是青年人产生共情的缘由,却并非他们喜爱这个人物的缘由。在吴邪身上,真的难得可贵的绝非“变化”,而是“不变”的部分。前者使他作为一个平凡人被接受,后者使他成为特征化的“这一个”而被记得。
他变得现实了、成熟了,但“在所有可以成为他人生拐点的地方,他都保持了自己的良知,即使他最后带着一张穷凶极恶的面具,他的内心还是吴邪。他可以有很多的小奸小恶,可以有很多的小道德问题,但在他面临最大的抉择的时候,他永远还是那个希望所有人都好的吴邪。[20]”
将自我代入人物的新一代青年人由此寻找到了慰藉。他们并不畏惧外界的打磨,他们需要的,是有人来告诉他们,你的本心没有改变,在你前进时,变化的不是自己,而是旁人的眼光。
“吴邪,是一个很难形容的人。如果一定要说,我想说:他其实,就是一个普通人。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伟大,正因为是普通人,所经历的这一切,才让人那么佩服。[21]”吴邪这个人物之所以深入人心,是因为他映射出新世纪青年人最普遍的性格,且如他们所希冀的凭借自身对本心的坚守,在理性中留存了绝对的善念。
新世纪青年人的灵肉里流淌着水一样的时代性格,温润如玉、干净无邪,但在严酷的寒冬里,最没有形态的水,也会变成坚固的冰。[22]
吴邪的另一个关键词是“追寻”。
《盗墓笔记》系列是一个以吴邪为中心的关于“追寻”的故事,《谜海归巢》以前,所追寻者为吴三省,《阴山古楼》直至最后,其所寻者为张起灵。与这一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,他们的成长都是由对上一代的追寻与探究开始的。随着这种探究的深入,他们逐渐发觉父辈并非无所不能,他们有自身的“情非得已”与“力不从心”,甚至是阴暗与缺陷,于是,在终于达成谅解之后,他们的目光大多落在同辈的佼佼者身上。
虽然吴邪所谓“追寻”,更多落于字面的意义,即更加趋近于寻找,但是不可否认的是,十年之后的他,身上的确带有三叔与张起灵的影子,这种“追寻”便也确实涵括了抽象的意义。
吴邪的成长,是从“追寻”到“淡化追寻”再到成为他人追寻者的过程。从二十余岁的“小三爷”,到四十不惑的“吴老板”,这个角色同时承载着青年人自身与他们父辈的被追随者的特质,也因此成为新一代所推崇的人物典型。
小主,
2、永恒的守护者——张起灵
如果说吴邪成为典型人物是因为“真实”: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与他的契合点,那么张起灵便是因其“理想”:你绝不是这样的人,穷尽一生你也找不到这样的人。
他是帕克洛特罗斯,是死而不僵的张家分崩离析后被强行推上神坛承担一切的牺牲品,他甘愿承担一切却遥遥不见后继之人;他是薛西弗斯,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,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承担他“守护终极”的责任,这个责任与山脚的巨石同样荒诞而可笑,他一次次失败,一次次重新来过,直至遍体鳞伤,“他生命中有过很多重要的人,但没一个能重要过他的宿命[23]”;他是天授唱诗人,因张家遗传的“失魂症”而时常失去记忆,然而作为族长的责任、需要承担的宿命,却恍若魔咒,无法忘却,起灵不是他的名字,而是一个职位:撤出灵位,扶棺入葬,他没有属于自己的过去与未来。
张起灵这个人物,更加趋近于一种神话原型,他拥有超人的体能、超人的寿命、超人的意志,在《盗墓笔记》系列的最后独自背负一切进入雪山腹地,与古希腊传统悲剧英雄如出一辙。故而我见,张起灵这个人物之所以在这一代人中享有如此声名,首先便是因为青年人对“崇高”与“英雄人物”与生俱来的趋向性。
但文学作品中从来不乏英雄。英雄可以引发同情与崇敬,却不足以成为典型。使张起灵成为张起灵,而并非《盗墓笔记》中的“薛西弗斯”的,是他的神性对人性的回归。
从张起灵的角度来说,《盗墓笔记》亦是一个“追寻”的故事。从追寻记忆与宿命,到追寻存在的意义,他从一个自我牺牲的神佛,向人间回落,开始思忖个人的价值;与此同时,也从“他人即地狱[24]”的桎梏中解脱出来,开始生涩地建立与他人的联系,至此,他所守护的不再是一个虚妄的“终极”,而是自我,是身侧活生生的“他们”。
站在故事最后的他,仍旧淡然、静默,但他已并非不会欣喜、不会悲痛,在这个理想型的人物身上,青年们寻找到了情感上的切合点,于是怜惜与敬佩汇融为热爱,使“张起灵”由一个职位变为一个特指,终于具有了他自身的意义。
南派小说重视对人物的全方位塑造,南派作家不是作品世界的“创造者”而是“复述者”,“只要先建立一个场景,比如说大雨,把这些人物放到这个情景中去,他们会走到各自的位子上,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[25]”。毕竟,促使南派三叔提笔写下第一个字的,就是大仲马那场献于一个火枪手的恸哭啊。
一个时代,固然需要以思想“道夫先路”、在形式上除旧布新的文学,但为人物而笑、为人物而哭、为人物而进行的创作,又如何不是一种赤诚的“文道”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