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会无限放大一些小人物在接触权力时那种近乎刁难的恶。

而对于那些温顺的底层人来说，会面临随时被别人诬陷的风险。

这就是乾隆要的效果，通过激活全民告密体系、制造人人可能被剪辫的随机恐惧，实现人人必须向皇权求救的绝对依附。

台北故宫馆藏的《乾隆朱批奏折》中就记载有乾隆给两江总督高晋的密谕：“此番非为除妖，实乃验看人心。”

一场看似荒唐的除妖大运动，其实质也是皇权对官员忠诚度的量化考核。

但有些官员不上道，或者说是政治嗅觉不灵敏。

山东巡抚富尼汉在最初上报抓获了十六人，立即受到乾隆的斥责：“他省皆数百，尔独异乎？”

你抓的对不对并不重要！

重要的是抓的多不多！

抓少了就等着挨骂！

为此，乾隆还推出了激励机制：每斩首一人记『忠勤分』五点，超额度抓捕可抵赋税欠额，一个人头可以抵一百两税银。

刑部主事以上官员按月可以领取『勤王津贴』。

在这种算法驱动下，浙江萧山县令一夜刑讯致死三名乞丐，创下单日结案率百分之三百的记录。

江苏按察使发明“连坐速捕法”，将单个谣言案扩展为十八户五十三人的邪教集团。

而此时全国监狱爆满，还催生出了“站笼租赁”的新兴产业。

当所有的百姓都活在恐惧中，忙着自证清白时，一场官僚系统针对民脂民膏的系统性掠夺也正在悄然展开。

刑部发明赎魂银，只需缴纳两百两可自动免疫摄魂。

两百这相当于农民二十年的收入，没有钱不要紧，刑部甚至会很贴心的给你介绍贷款途径。

户部拨付四十八万两“缉妖银”专款，实际用于抓捕金的仅九万两。

至于剩下的三十九万两到哪里去了？

懂得都懂。

苏州织造局借“搜查妖书”的名义，吞并民营机户一百七十家，实现行业垄断。

浙江海塘工程款被挪用缉妖后，次年台风冲毁堤坝，致九万人溺亡。

公元1768年，案发当年，江浙米价上涨70%。

通过《清高宗实录》的记载，可以知道：在这场叫魂案中，真正被处决的妖人只有三十七人，在缉拿过程中虐杀致死者有四百二十八人，但因恐慌导致间接死亡的高达三十一万七千人。

叫魂案中最可怕的后果并不是死亡数字，而是对民族心理的永久性阉割。